申博Sunbet官网申博Sunbet官网

申博Sunbet官网
申博sunbet客户端_沁阳市资讯

「六四」一席谈

文 扬凡勃伦是近年来兴起的「鹿原海岸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该学派着重于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中国问题。值此「六四事件」十八週年纪念之际,凡勃伦接受了一次记者访谈。以下是他与记者关于「六四事件」的一段对话:(一)记:今天是「六四事件」或者叫做「八九民运」十八週年纪念,关于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历史事件,您有什幺特别的看法吗?凡:一个事件被称为「历史事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任何想要记录或回顾历史的人都不可能对它避而不提,这是一种「记录的」历史上的意义,犹如对历史局部的「素描」。第二、它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事件之前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重大反思,并从事件系列中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内在联繫,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将历史中一些宏大的脉络勾勒出来,这是「反思的」历史上的意义,如同对历史画卷的「写意」。第三、它的发生大大改变了这个事件之后的历史面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从这个事件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这是「发展的」历史上的意义,就好像是对历史篇章的「开创」。总的来说,「六四事件」具备了全部上述三个方面的意义,因此我一直认为它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二)记:您的看法很笼统,这个历史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评判这个事件有什幺指导意义吗?凡:我想要强调的是:儘管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在这三个方面,人们都还没有梳理清楚。首先,在「记录的」历史方面,官方和民间各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但还没有实现合併整理,甚至还继续发生着原始资料的毁坏和自然流失。因此可以说,直到现在,连完整研究这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在「反思的」历史方面,很遗憾,整个中国思想界严重缺乏思想观念的创新能力,而没有清晰有力的新思想,不大可能对极为複杂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宏观的归纳与总结。最后,就「发展的」历史而言,我必须承认,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来一种令人惊歎的特质。完全不同于西方一些民族,比如日耳曼人或俄罗斯人,中国人常常可以在缺乏理论甚至完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表现出他们强大的「实践理性」。实际上,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看,中国人正在非常坚定地实践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却没有被中国的理论家们整理出来,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包括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理论家们,都普遍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对于重大的现象,这些理论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对于历史进程的演进,他们也没有很好的描述,更谈不上预测。(三)记:如果说反思历史事件,包括对其进行重新评价,对于把握现在和将来是必不可少的,那幺您所描述的这种理论缺失是否意味着中国目前的实践是盲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呢?凡: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明显地完成了一个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在很多方面都是历史上空前的。2007年的中国与1989年的中国完全不同,而且是性质上的不同,当今中国已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了,对外,它接受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际结盟邀请,相互成为了「利益相关者」,对内,它实现了资本与权力的紧密联合,并正在逐步完善资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现代统治手段。而这个大转变却是在一个曾经非常彻底、非常激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基础上开始的,并且是由一个名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和平地、渐进地、借助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完成的。如果仅从政治路线上看,这个转型是一个十足的「U turn」,是180度大掉头。但是,这个难度极大的大转型却完全缺乏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成熟的理论指引,这是个奇迹,我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政治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以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当时一方面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包括处死国王、宗教清洗、克伦威尔独裁、议会的解散和复辟、多年的内战以及黑暗的爱尔兰战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思想界的大动荡,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等思想巨匠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议会与王党的长期斗争中,各种政治理论之间的公开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英国的政治思想观念史和政治制度变革史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但在今天的中国,却完全没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只看到一次静悄悄的、潜移默化的但却是非常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好像他们完全知道应该怎幺做一样。(四)记:在名义上,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官方的正统理论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可见当政者一直就在进行着「打左灯向右转」式的政治操作。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最高决策层对于中国目前的转型具有完全的知解力,甚至包括「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政治意识,也具有清醒的历史自觉,只是出于转型操作的考虑,才採取这种暗渡陈仓的方式的呢?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目前的政治路线仍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邓生前选定的领袖,目的在于要确保他所启动的大转型在连续几任领袖任期内坚定地完成下去。凭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做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大设计是完全可能的。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邓小平在掌权之后就已经在内心抱定了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逐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目标,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他恐怕也只能选择这种只做不说或者叫反做正说的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贸然公开他的政治理念,直接宣布中国改变政体和国家性质,中国必然陷入内乱、内战甚至分裂。毕竟,毛泽东的统治时间太长了,整个国家都是严重的畸形,包括人民的思想。(五)记:但流行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一般认为,邓的核心目的只是确保共产党不倒台,维持一党独裁,所有改革开放的措施无非是围绕这个目的的辅助手段。凡:我注意到这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普遍持有的观点。从表面上看,近二十年来所有的转型操作都是在一党独裁之下通过共产党的政策改变逐步完成的,所以到底是一党独裁服务于转型操作,还是转型操作服务于一党独裁,不太容易辨别出来。但是,如果意识到这个政治路线大转弯的完全彻底性,可以说,即使是以共产党独裁统治为目的,共产党本身也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异化变质了。自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之后,他所领导的共产党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两者之间就成了完全对立的两个政党,从政治光谱上看,是左右两个极端,从政治路线上看,是正反两个方向。(六)记:如果的确如您所判断,或者说所猜测的,近二十年来,共产党最高决策层是在进行着一个难度很大且意义深远的转型操作,在改变了国家性质的同时也改变了共产党自身的性质,那幺「六四事件」在这个过程起到了一个什幺样的历史作用呢?如果它没有体现出「反思的」历史的意义,它是否在「发展的」历史中起到了作用呢?凡: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初,我也被邓小平不惜动用国家暴力处理这个事件的做法震惊了,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当这个大转型的全部意义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之后,我开始为这个转型的设计者和操作者的意志、决心和魄力所震惊。将整个国家比喻成一艘巨轮,中国这艘巨轮在邓小平掌舵之后开始转向,从「改革开放」这个口号开始,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这个口号,二十几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个180度大掉头。这不是靠常规的操作所能完成的,因为外面有海洋上的大风浪,内部有船体状况的大隐患,驾驶室里的舵手们之间还有围绕控制权的激烈斗争,非常複杂。很多观察者缺乏对大国政治複杂性的了解,因此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基于这样一个理解,「六四事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定位:第一、在最高决策层,这是一个关于邓小平所内定的大转型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问题。那时,转型刚刚开始,阵痛刚刚产生,又正值国际上的前共产主义阵营大瓦解,如果邓小平的威权被「六四事件」所削弱,政府屈服,民间各种政治势力顺势而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我相信,邓小平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认识直接导致了他的「铁腕」式处理方式。第二、在中共党内,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能否从一个过于政治化、激进化、理想主义化的左翼党转变为一个专注于经济问题的、务实的、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右翼党的问题。「六四事件」之后,这个政党的异化变质过程也大规模加速了,今天的共产党官员很大一部分是经济专家,包括从欧美留学回国的专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第三、在民间社会,这是一个关于国民再改造的问题。这个问题被很多观察家所忽略了。严格讲,经过了毛泽东的长期统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众普遍被改造成了一种「政治人」,这是一种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完全格格不入的人格类型----凡事都不是从自我的功利算计出发,而是从超乎自我的政治概念出发,表现为:言语混乱,行为扭曲,不懂经济为何物,一遇政治就发狂。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八九民运」是中国民众的正当民主要求、是在被压迫太久了之后的正常反抗。这只是片面的一方面,只要充分了解「文革」的人士,都会明白「文革病」和「政治人」病的根深蒂固。严格讲,在「政治人」民众中兴起的民主运动与在「经济人」民众中兴起的民主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只要详细考察一下西方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民主运动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上述三个角度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为「六四事件」定位的坐标系。(七)记:这听起来很像是替中国政府辩护的一套理论。但无论如何,当时的政府是动用坦克车和机枪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基于道义基础和法治基础的现代国家中都是无法获得辩护的。凡:「鹿原海岸学派」基本上是一个历史主义的学派。在很多问题上,为了得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反思的」和「发展的」历史意义,为现在和未来路向选择提供更为丰厚的思想资源,暂时搁置道德判断是一个必需的学术条件。儘管这个做法部分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但却为理性的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这是自17世纪大卫.休谟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共识。但我很遗憾地看到,中国的学者普遍缺乏这个认识,他们习惯于受激情所驱动,没有自己的理性立场,结果是或者委身于政府,或者委身于民众,两者都是可悲的。就目前而言,理性在中国政府一边,激情在反政府一边,所以我的分析结论接近于政府的实践立场,这不过是个偶然。假如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期的中国政府激情远大于理性,空想远多于务实,而反对派则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清醒和理性,对那个历史时期的分析,就不大可能得出为政府辩护的结论来。(八)记:您对于处理这个悲剧事件的后遗症有什幺建议吗?政府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重新表态吗?凡:如果我的上述分析是对的,那幺,当前的中国政府是把「六四事件」当作取得今日成就所不得不支付的一个代价了。从历史的比较中看,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英国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很惨烈,那时所引发的问题,如北爱尔兰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重要的是,代价已经付出了,包括无辜的生命的损失和政府的道义基础、合法性基础的损失,这已经无法挽回了。真正负责的和理性的态度是尽可能让这个代价所换来的成就最大化。对于政府来说,是如何从制度建设上着手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问题。对于思想界来说,是如何从「反思的」历史研究中生发出新思想、整理出新理论的问题。对于反政府势力来说,是如何在最前沿的领域甚至超前的领域与政府之间形成互动博弈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就这个问题重新表态没什幺现实意义,因为当前政府仍然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政府,重新表态所凭借的理论根据是什幺呢?即使政府表示道歉,所承认的这部分错误源于那一部分政治理论呢?否定了这一部分理论之后,所接受的新理论又是什幺呢?显然,这个困境并不仅仅是政府一方面造成的,思想界和反政府派都要承担一定责任。十八年了,一直在声讨控诉和蛮不讲理中死缠烂打,毫无出路。中国思想界不能自外于政府和民众,没有自己的前沿探索,缺乏强大的创新力量,是造成「六四事件」悲剧之后又一个正在形成的新悲剧----代价白白付出的悲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